他很快辞了职，和几个朋友凑了本钱，张罗了几个月，另起门户，在稍远的街道开了店，仍然经营婚纱摄影，但这次他成了老板。婚纱店在那年冬天的元旦开业。
不久后我放了寒假，大勇带我去了店里。刚刚投入新的事业，他显得很兴奋，拉我见了他的几个合伙人。店铺起了个“罗马假日”之类的洋气名字，租了整两层楼，装修精当，一派欧式风格，门外远看去，在周围的一堆五金店和修车铺里鹤立鸡群。
大勇带我参观影楼的每个角落，介绍各种设施的成本，水晶吊灯花费不菲，大厅的沙发总价几何，营业员们是哪里招聘来的，一个月发他们多少工资。言语里，他信心满满，透露着大干一场的豪情。我也被满屋的物资和颇有礼貌的营业员打动了，翻着茶几上的服务菜单，看着图片后面的一串串数字，好似财源滚滚。那个假期我经常去他们的店里闲坐，我很为儿时的玩伴高兴，他看起来走出了高考的低谷，这么快就有了自己的事业。
但生意毕竟没这么容易，不是搞搞装修就能行的。除了开业之初的优惠活动吸引了几单生意，此后一直门可罗雀，入不敷出。原因邻人们看得清楚，位置偏僻，没人找上门，拍摄没什么特色，口碑普通，总之在全县的一堆婚纱店里，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
到了第二年冬天，一年的房租到期，没人愿意继续投钱，店铺撑不住了，剩下了满楼折价的固定资产。大勇认为经营不善的原因是合伙人太多，没法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想法。他看起来心存不甘，仍然跃跃欲试。
接下来两年大勇待在家里，接一些剪辑照片的零活儿，他的QQ头像总是亮的，常发布一些成功学之类的心灵鸡汤。假期再见面，他比前些年又胖了，正在筹钱，准备再开一家婚纱店，这个行业他熟悉。
那时我也要做些决定了。大学最后一年，父母想我回家考公务员，但我犹豫着，不太想回去。我不确定大勇那样的县城生活，是不是还适合我。
三
多年来，每次回到县城的老家，我喜欢在街上闲逛，漫无目的地走几圈。我从家门口的巷子出发，慢悠悠走过一个又一个路口，几个公里，就把小学、初中和高中全走了一遍。
和大勇相比，我们这些读了大学拿到文凭的人，回到县城的最好工作就是考一个编制，进入政府或者学校，安全而舒服。虽然我们内心都期待能彻底离开那个小县城，但就业的压力，前途的不确定性，总令一部分人望而却步。相比之下，县城的安定显得如此具有吸引力。
但那些不确定性也曾令我们兴奋。大学里，我们都喜欢活跃在社交网络上，比如校内网和QQ群。有人在海边把自己埋在沙子里，只露出一张笑脸，同时又有人站在北京的街头，拍下了沙尘暴的照片（配了一行字说，真黄）。有人挂科了，但好像其实挺高兴，有人晒出和女朋友的照片，马上有人回复说，真有夫妻相。看上去，所有人都拥抱着新的生活，练习着新的话语方式。
2007年我进入大学，展示新生活的方式是写博客。在宿舍断电之前，一晚上我就能写几千字，刷新着页面，等待着四面八方的评论。那时我好像有无穷的精力和时间，愿意把任何事情搬到电脑上，我愿意用八百字讲出在食堂忘带饭卡的忧伤，用两千字写出大雪封路，假期回家时堵在了县城外的高速公路上。
大学假期回到县城里，总有人组织同学聚餐。我的高中班六七十人，最多的一次聚集了将近一半。班主任也到了，他喝下一杯带有“桃李满天下”意味的啤酒，笑吟吟地点评每个人的变化。往日的压抑仿佛一笔勾销，再没有人恨不得撕掉试卷然后炸掉学校。大家突然对母校无比爱恋，站在教学楼下，愉快地排成两排，对着相机镜头，摆出V字手指。
聚餐结束，时尚的事情是去KTV唱歌。这儿的娱乐场所越来越多。县城的样子似乎一直令人欣喜地改变着。新开的楼盘一个接一个，工地上尘土漫天，挖掘机劳作着，传递出欣欣向荣的信号。新建的广场悠然地耸立着充满设计感的地标，地下也有了超市和停车场。县城似乎越来越接近一座城市，处处反射出“现代文明”的魅惑。
看起来，该有的渐渐都有了，还没有的，应该也都会有。县城正在以一种崭新的面孔，吸引着我的同学们一个一个回到了家乡。几年过去，那些考上大学出去读书的人，差不多回来了一半。他们拿了文凭，因此大都进了政府或学校，散布在不同的街道和大楼里，随时可以相聚，举起酒杯谈及过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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