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行菅浩栋除了见识到真剧组，还有一大体会——拍电影非常烧钱。回到大同，他已经读到大三，采矿专科班马上毕业，没过几个月，山西的大小煤矿就来招聘了。菅浩栋想接着拍电影，不想去煤矿做工人。当初他从中专升到大学，就是因为不想挖矿，折腾一圈，更不想走回头路。也在此时，他开始构思下一部电影，一部不被团委书记审查的，反映农村现实的剧情片。
可是拍电影需要钱。除了采矿，菅浩栋想不出其他赚钱办法。起初他犹豫着，迟迟不参加应聘，直到过了春天，招聘的企业越来越少，班里同学已经签了大小煤矿，家里也催得紧，菅浩栋只好妥协。他开始毕业实习，并和位于长治的潞安煤矿签了劳动合同。
2013年夏天，菅浩栋离开大同，第一次到长治。潞安煤矿盘踞在长治远郊，像一头沉默的黑色巨兽。矿井外面刻着四个大字：安全为天。菅浩栋吃饱了饭，换上黑色制服，戴上口罩、安全帽和矿灯，背上器械，坐进缆车，竖直下落，向着地下453米的黑色世界摇晃而去。
五
煤矿无处不在，似乎是菅浩栋生来就躲不过的囚笼。在菅浩栋老家河曲县，也遍布着大小煤矿。他的父亲下井二十多年，半生辛苦，却很早也要求儿子去读中专学采矿——在他们看来，生在山西的小村子，就是该吃下井挖煤的饭碗，天经地义。老家坪山村里，因为挖煤，地势已有下陷，煤挖完了，没有活儿干，村子里年轻人争相外出打工。
如父亲期待的，菅浩栋终于成了煤矿工人。但他不喜欢“工人”这个身份。临毕业前，一个学妹曾和菅浩栋有过一段恋爱，但来煤矿之后一个月，对方提出了分手，理由是父母不同意。除了工人身份，菅浩栋也在意自己的大专学历。他说，在矿上，专科生就是工人，本科生就是干部，永远不一样。
潞安煤矿在郊区王庄，交通闭塞，坐公交到市中心要一个多小时。刚来工作，有人就在网上建了个“王庄煤矿青年男女交友群”。菅浩栋被拉进群，但他从不发言。下井回来，睡醒了，室友张瑞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拿着手机一直“摇一摇”，终于摇到了一个女朋友，直到谈婚论嫁。但菅浩栋不管这些，自顾自写剧本，跟网上朋友聊电影。他不打算在煤矿和任何女孩发生瓜葛，“我只是来赚钱的，没打算留在这，要是和人好，那不是坑人吗？”下井回来，躺在床上，他喜欢听崔健的歌，《一无所有》、《出走》、《假行僧》。其中，《假行僧》里的一句，正是他的想法：“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，也不愿有人跟随”。
他的业余时间用在电影上，有时在群里聊剧本，有时是一个人去网吧，逢假期又去过一次北京，几次大同。无一例外，都是去找拍电影的朋友。他很少去市里，少有的一次，是崔健的《蓝色骨头》上映那天，菅浩栋去了市里电影院，他记得清楚，全场只有三个观众。他的一切活动几乎都围绕着电影。
在矿上，菅浩栋一周三班倒，下井的时间分别是中午12点、下午6点和午夜12点，每次要待12个小时。有时，他下井前买一点火腿肠和方便面，饿了就吃几口，越快越好，吃慢了，吃进去的煤尘就多。井下的一切是黑色的，煤尘统治世界，相隔一米，两个人只能看见头上的矿灯。下井时，菅浩栋背着几样器械，长的接近五米，短的也有两米，加在一起百十斤重，扛在肩上直打晃，像喝醉酒的人走不了直线。在井下，菅浩栋给矿壁打眼。采矿车往前推进，菅浩栋跟在后面，往墙上凿出两米深的眼，把长矛一样的铁管插进去，砸上铁网，避免矿壁坍塌。
菅浩栋第一次下井是2013年9月，从夜里12点干到第二天中午，他回到宿舍，母亲菅采连打来电话，他张开嘴，攒攒劲，努力说了一句，妈，我好累。菅采连一听就哭了。
菅浩栋连哭的力气也没有，倒头就睡。工作第一个月，有人作业时掉了手指，工作两个月，一起应聘的有人辞职走了。但菅浩栋不能走，为了攒钱，他一直坚持了15个月，经常每个月下井23天以上，在潞安煤矿，这是年轻人里少有的高出勤率。每个月收入是六千块，菅浩栋都分成两份，三千留给自己花，三千转给母亲保管。
2014年底，他攒下了四万多块钱。那个时刻终于来了。菅浩栋从煤矿请假，离开了长治。
六
在山西省河曲县坪山乡，年轻人都在往外走，菅浩栋却回来了。他给新电影取名《光盲》。电影说了村子里一个盲人的故事，他在外打工多年，回到村子时却发现乡野衰败，土地因煤矿而塌陷，自己的老宅已成危房，无所适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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