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事主角的原型叫菅广顺，六十多岁，年轻时在工地上砸伤了头，成了盲人，只好去太原学按摩，一干就是四十年。但眼盲的菅广顺却是村里少有见到了大世界的人。早年，菅浩栋还小，每到春节，总喜欢去找回家的菅广顺聊几句，从他口里，想象从未见过的远方城市。前几年，菅广顺从太原回了坪山乡。
这个故事在菅浩栋的脑子里盘旋几年了。自从去大同读书，每次回家，他见到的故乡日渐凋零，好像一切都被煤车挖走了。离家的时间越久，回家时，就越像个闯入者。菅浩栋担心，故乡终将消失，他能做的只有把一切拍下来。
剧组一共13个人，除了旧友常标等几个喜欢拍电影的朋友，还有几个编导专业的学生，听说有人自费在山村拍电影，坐上火车就赶过来了。十多个人在河曲县城汇合，坐大巴进了村。为了节约成本，菅浩栋把家里三间房子收拾出来，找出所有被子，十几个人挤在三个大炕上。剧组伙食由母亲菅采连负责，每天早晨6点不到，她就煮饭做菜，一天三顿。
2015年3月，《光盲》正式开机。第一天开拍，菅浩栋在家门口举行开机仪式。菅采连搬出结婚时的嫁妆，上了香，一边鞠躬一边祈祷，祝儿子一切顺利，梦想成真。
离开潞安煤矿，菅浩栋形如自己是“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囚犯”，一年多的计划付诸实施，他沉浸在紧张和兴奋里。每次试听背景音乐，刚把耳机戴上，他就手舞足蹈摇头晃脑，像进入另一个世界。拍摄之初，他举起酒杯带着整个剧组喊加油，但心里满是忐忑。开机前一夜，他根本睡不着，担心电影会因各种原因失败——菅广顺是临时演员，又是盲人，如果中途不能坚持，剧情就全黄了；剧组都是年轻人，大学生为主，热情地参与可能只是一时兴奋，第一次合作，如果中间闹了矛盾，可能分崩离析；村里条件差，如果拍摄太久，城里来的人能不能一直坚持，也令人担忧。
电影的绝大部分情节都真实存在。除了菅广顺的本色出演，其他角色都是村民临时客串。大部分村民听说要演维权的情节，摆摆手就不接话了。菅浩栋不敢把真实剧情告诉村民，拍到哪儿，临时演员就找到哪儿。电影拍到一半，因为没有合适人选，他和父母也上阵了。几个场景都是在自己家里。有人劝诫菅采连，儿子瞎折腾，最后可能是一场空。菅采连嘴上笑呵呵应付，却并不理会他们：“我儿子不赌博不吸毒，想走自己的路，怎么就是一场空了？”
无论剧情设置还是镜头、音乐的使用，菅浩栋只按自己的方式来，剧组人员常有意见，但没人能说服他。“我不是固执。导演有自己的风格，我只是严格按照我的风格来。他们说的如果有道理，我自然会听。”但在片场以外，菅浩栋尽力地照顾剧组感受。他本来不怎么喝茶，这次为了缓解剧组压力，从北京特意买了茶叶，每晚泡上，整个剧组围着喝。
拍摄原计划二十天，但实际速度快得多，只用了十天，电影就拍到了结局。和主要情节基本写实不同，菅浩栋虚构了电影的结尾——盲人生病，到城里医院住了一段时间。当他病愈再回到村口时，却发现故乡已经搬迁，整个村子不知所踪，取而代之的，只有一片黑压压的煤矿。
菅浩栋用一个长镜头注视着这片土地：菅广顺下了面包车，拄着拐杖，一个人在电影字幕里落寞地走向远方。
七
“你相信命运吗？”讲算命故事前，菅浩栋先问了我这么一句。他直视着我，等待答案。我们当时坐在公交车里，前排乘客听见这个发问，扭过头来，瞥了我们一眼。菅浩栋不理睬这些。
这时，距离他的电影杀青已经三个月。虽然积蓄所剩无几，剧组解散时，菅浩栋仍给每个人发了两百块钱，作为象征性的酬劳。随后他带着素材，先去北京待了一个月，找朋友协助做后期剪辑。他住进北京褡裢坡的一间地下室，一个月租金600块。外面春光明媚，地下室里却冷得打哆嗦。后期初步做完，剪出的片子124分钟。朋友大都觉得太长，提议剪到90分钟左右，菅浩栋拒绝了，他认为许多缓慢的长镜头是必要的，“如果是画面来回切换，那么观众只是旁观者，只有我这样的长镜头，才能有代入感。”
菅浩栋对这部电影充满期待。依循着贾樟柯的模式，他决定把《光盲》送往电影节。他一口气报了九个国内外的电影节，光报名费就花了三千多块。其中，国外的电影节有五个：威尼斯、洛迦诺、温哥华、多伦多和釜山。他觉得，自己的优势是题材独特：“我拍的是农村纪实题材，通过农村盲人的眼睛看农村的变化，这个题材，此前我知道的，只有娄烨的《推拿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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