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真在国外的电影节上拿了奖，他可能得出国，但他还从没有办过护照。2015年6月，半年没上班的菅浩栋回到煤矿，为出国的这个“可能”做准备。
我见到他这天是周末。菅浩栋在煤矿已经待了四五天，办护照需要的户口手续差最后一个章没盖，但因为煤矿领导不在，手续卡住了。在微信朋友圈里，菅浩栋很郁闷：“想像《天注定》里大海那般拿着猎枪也来一场暴力。”躺在宾馆床上，他刷着微博，等待一个国内电影节公布初选名单。
在菅浩栋报名的九个电影节里，最早公布名单的是中国的“First青年电影节”，官方微博上，主办方贴出的公布时间是6月14日。当天凌晨12点刚过，菅浩栋正和我说着话，突然抓起手机，看了一眼微博，随后自嘲：“还没出来。他们说是14号，我还以为过了零点就有。”放下手机他又说，因为风格不合适，评选规则也不太合理，他对国内奖项不抱希望。但第二天上午，他仍不时看着微博。过了中午，我们去吃饭，一直话多的他沉默着，不再看手机。我问他结果如何，他说，名单一个小时前就出来了，没入选。“他们侧重的确实不是我的类型，”他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抖腿，“还是等国外的吧。”
吃完饭，我们坐上公交车，去他的宿舍收拾行李。公交车上，菅浩栋半天不说话，但一开口就跟我分析落选原因：“我的题材有批判性，反映的是农村现状，对政府不好看，所以没戏。”分析到最后，他又重复了几句对国外奖项的期待：“看看国外的吧。”
宿舍里剩下的东西不多了，菅浩栋打开锁住的衣柜，把一台相机拿出来，拆开检查一下，又装好，塞进书包。阳台上还晒着晾了很久的两件衣物，他从晾衣架摘下来，在手上拍打着。迎着阳光，衣物上落下灰尘，他在手上团几下，也塞进了书包。阳台的角落里堆着下井的工作服，全被染成黑色。旁边放着一个军用水壶，包着塑料袋，也是通体黑色。菅浩栋拿起水壶，演示了一下自己在井下喝水的动作，告诉我，喝的时候越快越好，不然，嘴里全是煤尘。
临走时，楼层的管理员阿姨特意守在楼梯口，欲言又止，等我们下了半层楼梯，才朝菅浩栋喊了一句：“真走了？”
“走了。”
“不回来了？”好像不放心，管理员追问。
“不回了。”菅浩栋边说边往下走，头也没抬。
走到一楼大厅，一个刚刚拖完地的管理员扶着拖把，指着侧门说，大厅还没干，走侧门出去。菅浩栋却大步流星，只往正门走去。管理员急了，跟上去问：“你怎么回事？别走这边！”
菅浩栋看她一眼，执意在刚拖过的地上踩过去，直奔大门而去：“走这边又怎么了！”
走出楼来，他摇摇头，“一点小事也没完没了，”说完，他又像背电影台词一样，补充了一句：“我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，我不属于这里。”
菅浩栋经常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，突兀在嘈杂的现实。一天下午，我们在矿区走，下了雨，他一边撑伞一边看着天空，脱口而出：“我讨厌下雨，我喜欢太阳，太阳带来光明，以前下井，我看到的黑暗太多了。”有次吃饭，聊到刚来煤矿时，因为干活儿多瘦了一圈，他笑一下，郑重地说：“人的肉体瘦一点不要紧，我觉得，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瘦。”
离开矿区的前一天，我们坐公交车去长治市区办理护照。手续很简单，填写领取方式时，菅浩栋选了“邮寄”，但他拿不准填哪个地址比较好。犹豫了一会儿，他写上了大同——“先寄到朋友那儿，然后再给我。”
这也许是菅浩栋第一次感到“未来的不确定感”。多年来，从雁北煤校考到大同大学，从《追梦人》到《光盲》，哪怕是到长治做煤矿工人，菅浩栋都是一步一步朝着一个具体的目标迈进。现在，他最想拍的电影已经结束，事业却似乎刚刚开始。但他并不确定，两周后自己会在哪里。
八
6月16日早晨，菅浩栋背着两个塞满的书包，离开了潞安煤矿。我们在长治汽车站告别，他要先回大同，收拾行李，再去北京。
前一晚深夜，菅浩栋差点临时改变主意去一趟上海——贾樟柯将在那里举行《山河故人》的首映式。他查了火车票，从太原去上海卧铺三百三，“不贵啊。”说完以后，他又否定了自己：“来回车费加住宿花掉上千块，只是看一场电影，又不能和贾樟柯聊几句。”他最终作罢。
瞎子韩三说过，菅浩栋这几年很漂泊，但而立之后就能稳定下来。也许现在是时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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