零件厂里,有一位比李方乐年轻十多岁的同事小董,毕业于钟表技校,长得五大三粗,李方乐觉得他像山东人,不像上海人。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边,像拿棍棒的拿着绣花针。但这位同事却是同一批技校生里最聪明、技术最好的。下岗后,小董什么都做,修表、卖鞋、倒卖水货钟表……一年能赚三十多万,但是他不甘心,想研发陀飞轮——这是当时最复杂的钟表技术之一。小董找来李方乐,帮他做加工设备。
一天,小董叫李方乐去他家。他说,我让你看样东西。他拿出一座钟,透明的表面之内,机芯排成狭长的一条。这是老牌厂家积家的钟。李方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芯——机芯由一百多个、甚至数百个零件组成,关系复杂。圆形最适宜摆放,所以一般来讲,机芯都做成圆形,中国的钟表制造也一律如此,温饱而已,从未有过这样特别的设计。李方乐想:原来钟表也可以这样玩,那么,我也可以试一试。
2007年,他决心动手。
第一步,画图纸。他不懂用电脑,画图全靠手工。他也没有设计的经验,只能参考原来厂里的资料,再做改进。在一张工程图纸上,为了能画出合适的弧形,李方乐拿出早年的功夫,自制了一支一米长的圆规。
第二步,他在旧货市场以十块一支的价格,买了许多上海手表,把机芯零件拆下来,能用则用,不能用的,再逐一加工。他有一些加工设备,又曾有金属加工的经验,但是仍然有些零件,需要花钱去宁波订制。他存够钱,就去;没有,就停一停。停停做做,花了一年。机芯做好了,但是没有走动。
2009年,李方乐再次试验,做出了第二款机芯。形状不错,一条长形的夹板上,布置了大大小小的齿轮、游丝、摆轮。但是上完发条,仍然没有动静。这时他才后悔,当年没有跟老师傅学习手艺。尽管各类加工他得心应手,但是调试、寻找故障,都是他的短板。李方乐受到了挫折。
就在那几年,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。他没能做成陀飞轮。他和李方乐所做的,原本应由整个工业体系来支持,最后却成了孤独的徒劳。
2013年春节,李方乐待在家里左右不是,最后下了决心。大年初三,他到公司,搬出设备闷头搞起来。同事看他已经忙活了好几年,问道,老李,怎么还没搞好?李方乐呵呵笑道,完成之后,一定请你们吃酒。心里想的是,这次如果搞不出来,也就不要搞了。他重新研究图纸,四处找数据,发现原来是齿轮的中心距不对,所以两只齿轮咬住了不转。必须要重新制作齿轮。生平第一次,他用上一代师傅留下的“土”机器,手工操作,做了两只像指甲一样大小的齿轮,每只齿轮有84齿。
李方乐的第三个机芯,转动了。他实现了自己的许诺,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。
三
按照北方话,李方乐会被称为“李大爷”。他连声说:“不不不,不要叫我李大爷。”“叫我老李。”他说。最后我们折中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称呼:“李师傅”。
李师傅穿着朴素,同事送的羽绒服,冬天也不舍得穿,矿泉水瓶子里泡好了茶,塑料袋里装了他所有的宝贝:机芯、图纸、眼镜……他说,他没有别的兴趣,只喜欢这个:钟表。
李师傅关于钟表的知识,大部分是从展览和杂志中来。
1990年代初,他带女儿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钟表展,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馆的藏品,其中有一只摆轮作360°旋转,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陀飞轮。
1999年,他在书报亭看到一本杂志《名表之苑》,在杂志里,他知道了最好的手表不只是劳力士、欧米茄。之后,他又看到《名表论坛》,这本杂志由香港“表王”钟泳麟创办。钟泳麟是物质富足时代的玩家,他懂酒懂美食,名车名笔样样都能写,写得最多的是腕表。每只表他都能够讲出机芯、机构、历史……他说,一个男人必须要有三块手表:日常佩戴、运动款和适合正式场合的华丽腕表。而钟泳麟本人则收藏了四百多块名表。每天一块,一年不会重复。
这些表没有一块是李师傅买得起的。李师傅讲了一个故事,香港汇丰银行的一个大班,无意中在仓库里看到一批古董钟表,迷住了。他退休后,在世界各地收集钟表。有钱,此事也不难。可是有一次,在拍卖会上竞拍时,他最后差一口气,心爱的腕表给人买走了。大班生了一场大病,幡然醒悟,连开两场拍卖会,把所有的收藏都拍卖掉了。李师傅说:“彻底解脱了。再也不动这个念头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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