围转悠。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贡，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截住，汽车里走出了吴庭艳，他
在巴黎时的老熟人。吴庭艳那时正当政，要他帮忙，想来想去，他当过牧师，就在
西贡一所大学里当了哲学系主任。据说还当得十分称职，一时有口皆碑，俨然成了
东南亚一大硕儒。后来越南政局变化，他不知到哪里去了……”
我想，这个人的精神经历，简直可以和浮士德对话了。他的漂泊深度，也许会
超过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学位的人。如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原型写小说，该会出现何
等的气魄！中国近代的悲剧性*主题，大半汇集在陈旧国门的隆隆开启之中。一代文
人把整个民族几个世纪来的屈辱和萎靡，驮着背着，行走在西方闹市间，走出一条
勉强可以跨步的人生路。现代喧嚣和故家故国构成两种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着他们，
拉得他们脚步踉跄，心神不定。时间一久，也就变得怪异。
这么想着，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。他还是一径慢悠悠地讲着，也不回
避自己。他自己的经历由于常与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牵涉在一起，难于在这
里复述，我只能一味建议：“沈老，写回忆录吧，你不写，实在太浪费了。”
沈老笑着说：“为什么我家藏有那么多稿纸？还不是为了写回忆录！但是我写
过的几稿都撕了，剩下的稿纸送人。”
我问他撕掉的原因，他说：“我也说不清，好像是找不准方位。写着写着我就
疑惑，我究竟算是什么地方的人？例如有一年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位zheng府首长要我
寻找中国大使，我找了几次都错了，亚洲国家的人都长得很像，最后我凭旗袍找到
大使夫人，再引出大使本人。这样写本来也不错，但是写到最后出问题的是叙述主
体。我是谁？算是什么人？在找什么？……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，越写越不顺，把
已经写了的都撕了，撕了好几次。”
我问沈老，什么时候会回中国大陆看看？他说，“心里有点怕，倒也不怕别的，是怕自己，就像撕那一叠叠的稿纸一样，见到什么和感到什么，都要找方位，心里毛毛乱乱的。何况老朋友都不在了，许多事情和景物都变了，像我这样年纪，经不大起了。”
“但我最后一定会去一次的。最后，当医生告诉我必须回去一次的时候。”他达观地笑了。
在等待这最后一次的过程中，老人还会不会又一次来了兴致，重新动手写回忆录？我默默祝祈这种可能的出现。但是，他会再一次停笔、再一次撕掉吗？
他毕竟已经把一叠稿纸送给了我。稿纸上，除了那一点点苍老的迹斑，只是一片空白。 其一
时至岁末，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，因此我也变得“重
要”起来，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，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。
难道真是这样了？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、虚飘飘。
实在想不到，在接不完的电话中，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。待对方报
清了名字，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：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
尼先生。他在电话中说，30年前的春节，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，画了一张贺年
片送给他。那张贺年片已在“文革”初抄家时遗失，老人说：“你们能不能补画一
张送我，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？”老人的声音，诚恳得有点颤抖。
放下电话，我立即断定，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
我果坐在书桌前，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。那时候，中
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*的学者，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
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，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。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，
依然学者林立。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，即便在
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。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，至少当时我们就在
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，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
文教师。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，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，引得外校教
师纷纷到我们班来听课。穆尼老师来劲了，课程内容越讲越深，而且专挑一些特别
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，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，情景十分尴尬。我在心中抱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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