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：“你家在龙华，很近，一定要去。”
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：“近来偶有空闲，到长风公园走走，自
诩长风居士。”
但是，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，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优闲。他刚刚到外地
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，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，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，
他案头求他审阅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，还堆积如山。
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，但在吊唁大厅里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，连以前从
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。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
妻子，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；同时，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。
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，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
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、折腾和倾轧。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，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
生，只是咬着牙，一天又一天，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。
他走了，平平静静。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，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：“爸爸，
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，你走好，我不能搀扶你了……”
仪式结束了。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，擦不完的眼泪，堵不住的哽咽。
突然，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，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，他
的名字叫王守稼。但是，他的名字上，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！
连忙拉人询问，一位陌生人告诉我：“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，接连去
世两位！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，接受手术，没有成功。”那人见我痴呆，
加了一句：“明天下午也在这里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。”
我实在忍不住了。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，为他痛哭。就在刚才，我还在厅
堂里到处找他。他，今年46岁，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。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，因家
贫买不起车票，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，长途步行去学校，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
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。我忘不了他坦诚、忧郁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
诉的目光。人越来越瘦，学术论文越发越多。脸色*越来越难看，文章越写越漂亮。
论明清时期的经济、政治、外交乃至倭寇，精彩备至。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
写作计划，“还有一篇，还有一篇……”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。
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，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。直到去世，王守
稼依然是极端繁忙，又极端贫困。他的遗嘱非常简单：恳求同学好友帮忙，让他年
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。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。
是的，家住殡仪馆很近，明天，再去与守稼告别。
朋友们走了，我还在。不管怎么样，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，好
好读读，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《文化苦旅》写完。今夜就不写了，病着，又流了
那么多泪，早点睡。
篇后附记
以上这篇匆匆写于病中的日记或随笔，被江曾培兄拿到他主编的《小说界》杂
志发表了，没想到竞在文化界引起反响，并不知不觉地在一次颇具规模的“上海人
一日”征文中获得首奖。我想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，对我笔底流露的某种苦
涩味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。我在文中提到要在《文化苦旅》中加一篇以龙华为
题材的文章，致使不少读者经常问起，但我一直未能写出，真是抱歉。
龙华是不好写的。它长久默默地审视着上海的历史，而历史对它本身却没有过
多的垂爱，就像我上文写到的两位历史学家。是的，龙华就是一位年迈、潦落而昧
于自己生平的历史学家。
至今无法考定龙华寺和龙华塔究竟建于何时，几种可能性*之间的时距竞相隔70
0多年之遥。放达一点，我们可以接受一般传说中的说法，龙华塔由三国时代的孙权
建于公元247年；谨慎一点，考察现存的塔砖和塔基只是公元977年（北宋年间）的
遗物。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，向来对一切以实物证据为唯一依凭的主
张不以为然，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。传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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