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。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,博览诸子,
行迹万里,宦海沉浮,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浑沌的秘仪,不可轻易窥探。即
如秦桧、蔡京者流,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,而当文化人格折射
为书法形式时,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。
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頫,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,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
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。因写《艺舟双揖》而出名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
说,见到一幅赵孟頫的墨迹,乍看全是赵孟頫,但仔细一看,这个过于纯净的赵孟
頫就不可能是赵孟頫。赵孟頫学过二王,学过李北海,学过诸河南,没有这些先师
们的痕迹,赵盂頫只剩了一种字形,显然是赝品。
这个论断着实高妙。像赵孟頫这么复杂的文人,只能是多重人格结构汇聚和溶
化的结果;已经汇聚、溶化成了一个卓然独立的大家,竟还可以一一寻其脉络,并
在墨迹指认出来。这种现象,与人们平时谈艺时津津乐道的“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”
正好相悻。这里,展露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。
“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”的情况也是有的,主要出现在早期创业者群体中。如
王羲之,曾悉心学习过卫夫人的书法,后来又追慕钟繇和张芝,还揣摩过其他许多
秦汉以来的碑迹。他自称隶胜钟而草逊张,终于融会贯通而攀上万世瞩目的书学峰
巅。要在王羲之行书中一一辨认出他所师法过的前代书家痕迹,不太容易。但是,
当高峰树起之后,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。继承者又成了高峰,遗
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,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,即便力求创新也摆
脱不了遗传的干系。苏东坡算得敢于独立创新的了,但清代翁方纲却一眼看破,说
苏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带有晋贤风味的那一种。二王余绪的远代流注,连苏东坡也逃
不过。
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革新家,虽然高举着叛逆的旗幡,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
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,其中有人还专门著文来说明自身隐潜的连脉。米芾承颜而恣
野,郑板桥学黄山谷而后以隶为楷,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“禅国山碑”和“天发
神谶碑”,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“颜底魏面”……
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。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,但传统的磁场紧紧
地统摄着全盘,再强悍的文化个性*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。本该健全而响
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*的互渗和耗散。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*的
认同。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*定势。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
艰。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性*的熏染,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
弯。请看,仅仅是一支毛笔,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。
比较彻底的文化革新很难从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站起身来。别的且不说,看尛尛
百代,偌大的中国会有哪个人,敢用别的书写工具来写信记帐?
也许,应该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自然流变。
但是,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性*的一统,时间并不能把中国文化推上
逐级进化的台阶。
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性*变迁的范例,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
脱魏晋隶书笔意,传世《兰亭序》因此是伪作。《兰亭序》的真伪且不去说它,就
基本思路论,我觉得郭沫若忽视了中国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,忽视了中国文人
复杂的艺术可能性*,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实际
需要(如刻碑、修帖、写便条)所必然产生的多元性*。
从魏晋开始的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,在书法领域内部,几乎一切都是可
能的。因为这是一个浑然一统的世界。颠倒、错位、裹卷、涡旋、复旧、超前,什
么也不用奇怪。大体的阶段和脉络有一点,时肥时瘦,时浓时枯,但一旦要作过于
科学的裁割,立即会顾此失彼,手忙脚乱。
事情必须要等到一个整体性*变革的来临,才能出现根本性*的阻断。
终于,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。
终于,有了胡适之和白话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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