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，或许他其实知道，只是不敢想。
那种感觉像一根细针扎进胸口靠里侧的位置，明明不会出血，但呼吸的时候会拉扯到它，咳嗽的时候会碰到它，吃饭的时候会感觉到它，好像心脏每一次跳动都在提醒他——那个人走了。
江眠生不敢继续想下去。
因为如果深究的话，他怕自己会停下手里的所有事情。
他怕栗遥回来的时候，自己先垮掉了。
然而即使不去深究，也总有别的东西来提醒他——
手机相册会弹出去年的同一天他和栗遥的合照，出租屋里那件栗遥穿过的旧毛衣搭在椅背上他忘了收，冰箱里最后一盒栗遥包好的馄饨被他吃完之后碗底剩了一点汤，他洗碗的时候看见池子里那两枚用过的酒杯叠在一起，杯壁上的水珠还没干。
那一瞬间，江眠生忽然攥紧了手里的碗，把它用力扣进水池里。
碗碰在池壁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。
水龙头还开着，哗哗地淌，江眠生站在水池前面，双手撑着池沿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塌下去，颤抖着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把水关了，抽了张纸把脸上的水擦干净，然后把那只碗从水池里拿出来，放回碗架上。
夜色从落地窗涌进来，把他整个人的轮廓浸成一片模糊的深蓝。
江眠生想起栗遥离开前的那个晚上，坐在他身边跟他说话的样子。
那天他是不是已经决定了？
他是不是在笑的时候就想好了要走？
江眠生把脸埋进掌心，肩背微微颤抖着，他一个人坐了很久，久到窗外从深蓝变成灰白，从灰白变成亮白，他才慢慢站起来。
从那天开始，江眠生开始找人。
他查了航班记录、酒店登记、出入境信息，但栗遥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，所有的线索都中断在某个中转机场。
那些报道和舆论还在发酵，江眠生的公司股价跌了一周，他请了几天假，没有去公司。
有人发邮件来问合作，他转给助理处理，自己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电脑屏幕上一封封被退回的邮件，发了很久的呆。
江家那边的人抓住了这个机会。
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说了栗遥离开的事，开始在几个行业群里散布消息，说江眠生“精神状态不稳定”“无法胜任公司管理”。
有几家媒体联系他做采访，他拒绝了，然后那篇通稿就变成了“江眠生拒绝对近期传闻作出回应，知情人称其情绪低迷、疑受情伤影响”。
然后，江家人联手提交了一份申请，理由是——
江眠生作为公司法人代表，行为失常，已不适合继续担任经营管理职务，需接受疗养观察。
……
那天，江眠生接到了他大姐江鸣的电话。
女人的声音带着关切，说：“眠生啊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。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觉得你不能这样耗下去，得好好调养调养。”
江眠生没有听出她话里的别意，或者说他听出来了，但已经没有力气去应对。
他当时正站在栗遥离开的那个路口，雨水顺着他的发梢往下滴，他握着手机的手冻得发红。
“我的事情和你们无关。”他说。
“怎么能无关呢，你看看你最近的状态，公司那边董事会都说了，你情绪不稳定不适合继续担任法人。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很专业的疗养院，环境特别好，你先过去住一阵子，把身体养好。”
“我不需要——”
“眠生，”江鸣的声音放轻了，“这是妈妈的意思。你不要让我们难做。你在那边好好调理，等你好了自然就出来了。”
江眠生收到法院传票那天，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动。
窗外的阳光很好，落在他手边的文件上，把纸页照得微微发烫。
他拿起手机，又拨了一遍栗遥的号码——还是关机。
那些日子积压的疲惫、焦虑、愤怒和茫然像潮水一样涌上来，把他淹没了。
江眠生没想到那些人会来得这么快。
三天后的傍晚，江眠生刚从公司出来，一辆黑色商务车就停在了他面前。
车门打开，下来两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，其中一个出示了一份文件：
“江先生，这是法院出具的暂时监护令，请您配合我们前往指定机构接受观察和治疗。”
江眠生往后退了半步，目光扫过那份文件，又落回那人的脸上：“我没有收到任何通知。”
“文件已经送达您的公司地址，”那人说，“请您配合。”
江眠生转身要走，另一个人的手已经扣住了他的手臂，指节掐进他小臂的肌肉里，江眠生吃痛挣扎。
紧接着两个人一左一右架住了他的胳膊，半推半拽地把他往车后座塞。
“你们放开，是疯了吗——”
他的声音被车门合上的闷响截断了。
车窗贴了深色的膜，外面的街景在玻璃上扭曲成模糊的光影。
江眠生双目猩红，想伸手去拉车门把手，发现已经被锁死了。
后座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看了他一眼，语气平淡：“江先生，请您配合。只要您配合治疗，很快就能出来。”
江眠生没有理他。
他靠在座椅上，手腕被刚才的拉扯勒出一圈红痕，呼吸还没有平复下来。
他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路灯和行道树，脑子里飞快地转着——
他们带他去哪、用什么名义、是谁签的文件，他姐姐哥哥那边花了多少力气才拿到这张所谓的“监护令”。
车子开了很久，停在一栋白色建筑物前。门口挂着一块不大的牌子，字迹端正——"安和疗养中心"。
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某种药剂的混合气味，墙壁是柔和的米白色，灯光不刺眼，一切都布置得像是要让进来的人放松。
但江眠生身后那两人的脚步一直没离开过，像影子一样缀在他左右。
他被带进一间单人房，门在身后合上，传来电子锁落下的声响。
江眠生站在房间中央，环顾了一圈，然后走到窗边试了一下——窗户是锁死的，从里面打不开，他又试了试房门，纹丝不动。
墙角有一个呼叫铃，他按了一下，等了几分钟，没有人来。
他坐回床上，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手腕上那道红痕已经变成了一圈浅青色的淤痕，按上去隐隐作痛。
从那天开始，江眠生被限制在了这个房间里。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放风——在走廊尽头的封闭院子里，有铁栅栏围着的天空和一棵半枯的桂花树。
其余时间他待在房间里，有人送饭来，但门只在送饭时打开一条缝，食物放在门口的地上，等人走远了才能取。
他试过几次在送饭的时候冲出去，但每次门外的走廊里都有两个穿制服的人在等着，他刚探出半个身子就被按住了肩膀推回去。
电子锁重新落下的声音清脆而短促，像在提醒他——这里出不去。
第三天，他被带去了一间诊疗室。
房间比他的卧室大些，正中间放着一张金属质地的检查床，床两侧有绑带，旁边摆着一台灰白色的仪器。
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站在仪器旁边，淡淡地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江先生，您的家属反映您近期精神状态不稳定，出现躁郁倾向，我们需要对您进行一些常规治疗。”
他的声音温和而机械，像在背诵一段已经说过很多次的台词。
江眠生冷色道：“我没有躁郁倾向，也不需要治疗。”
“这是医嘱，”那人说，“请您配合。”
他话音刚落，江眠生身后那两个人再次上前，一左一右钳住了他的手臂，把他往检查床上带。
江眠生猛地挣扎起来，肘击在左边那人肋下，对方闷哼一声，力道松了一瞬，但右边那人已经顺势压住了他的肩膀，把他按倒在冰凉的金属床面上。
“你们疯了吗！！！这是非法囚禁！”